铉溯:传统国学研究者、传播者
—— 执鼎铉以立道、溯川流而探源。十余载沉研古籍,深究义理本源,立足传统、融思践悟,萃取古老文脉,化为可参悟、可践行的现代智慧。
从用字选择的维度来看,姓名的选字承载着更为丰富的民俗意义与文化背景。早在先秦时期,便有明确的取名用字规范,提出取名“不以国、不以官、不以山川、不以隐疾、不以畜牲、不以器帛”的原则,避免用字冒犯相关的重要事物。
中华传统文化中,认为姓名的用字暗含着对个人人生的预示,其中不少关联实则是跨越千年的奇妙巧合。比如药学家屠呦呦的名字,取自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中的名句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蒿”,而她正是凭借发现青蒿素的卓越贡献获得诺贝尔奖,名字的出处与研究成果形成了跨越千年的奇妙呼应,仿佛预先便为她的杰出成就埋下了伏笔。
直到今天,许多家庭为孩子取名时,仍会参考传统五行命理的思路,特意选择能够补足先天五行短板的用字。比如五行缺水的人,常常用“淼”字为名。“淼”并非现代通用字,对应的正体规范字是“渺”,人们为何不用规范字反而选用稍为生僻的字?一方面是“淼”字由三个水字叠加构成,从字形上便寓意水量充足,更符合补水的期许;另一方面“渺”字拆分后恰好包含“少、水”两个构件,和补水的寓意相悖。这类观念虽然以现代视角看待难免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,却也充分体现出中国人对
姓名文化的重视与敬畏之心。
传统五行文化认为,五行之间相生相克、循环运转,构成了世间万物运行的底层逻辑。因此姓名的选字不仅要补足先天的不足,更要契合五行相生的运行规律。清代学者钱大昕在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中便记载过这样的取名案例:唐代的毕构家族,毕构、毕炕、毕坰与毕增、毕镐与毕鉟等同代后辈的名字偏旁,恰好依次符合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的五行相生顺序。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家族同样遵循这一规则:朱熹的父亲名为朱松带木旁,朱熹自己名字中的“熹”下方为火旁,儿子一辈的朱塾、朱埜、朱在都带土旁,孙子一辈的朱钜、朱钧、朱鉴都带金旁,曾孙一辈的朱渊、朱洽、朱潜都带水旁,五代人的名字偏旁完全贴合五行相生的序列。这样的选字方式,除了明确行辈排序之外,更暗喻着子孙绵延、代代繁盛的美好期许。
除此之外,在姓名选字中避免使用过度生僻的字,也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。人名不止是个人的身份符号,更是面向全社会使用的公共标识,选字时不能只追求个人层面的特殊寓意,而忽略了社会通用性的原则。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吴沃尧,原本取字为“茧人”,某次不慎摔伤了脚,便将字改为“趼人”,“趼”和“茧”读音相同,形旁从足,刚好对应脚掌磨出硬茧的含义。可惜“趼”字太过生僻,身边的人常常把它误认成形近的“妍”字,吴沃尧无奈之下只能写下一首打油诗自嘲:“姓氏从来自有真,不曾顽石证前生。倚向妆台揽镜照,阿侬原不是妍人。”读来令人莞尔。
同样处理生僻名字的京剧艺术家关肃霜,便给出了非常经典的优化范例。关肃霜原本的名字是“关鹔鹴”,早在建国前便已经小有名气,“鹔鹴”指代古代传说中的西方神鸟,也对应传统曲调“鹔鹴裘”的典故,寓意美好还暗合她的戏曲行业身份,构思十分精巧,却完全不符合社会通用的识读要求。1952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她时,便向她提出建议,说“鹔鹴”二字太过生僻,笔画繁多书写不便,识字不多的普通百姓很难认出来,可以适当简化调整。关肃霜听从了这份建议,将名字改为“关肃霜”,读音和原名完全一致,大大降低了大众的识读门槛,深受广大群众喜爱;同时新名字也有经典典故作为支撑,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便有“九月肃霜”的记载,古人认为鹔鹴出现时便会降下寒霜,新名字的悠远意境和原名一脉相承,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,兼顾了个人寓意与公共使用的双重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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